放弃版权，私信观众链接，独立电影人的生存空间有多难？
“作为创造者，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公共福利主题只有在传播时才有价值，并且能够被更好地表达。这部电影没有版权争议，基本上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拍摄中，并授权每个人传播它。我感谢那些接受了枪击并支持了后来费用的亲戚朋友，我很感激……”
3月30日，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在豆瓣上发布了他最新纪录片《矿工、新郎、尘肺病》的链接。与此同时，他将私人信件一封接一封地发给早期订购“想看”的每一个旁观者。在他的私人信件中，他解释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以及拍摄的难度，并在文章的最后再次附上了他作品的链接。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引起公众对尘肺病这一失语症群体的关注。
随着豆瓣集团和影视自媒体的自发关注和传播，《矿工、新郎和尘肺病》的“粉丝”人数在两天内从24000人增加到44000人，“粉丝”人数从1800人增加到6500人。这部电影一度成为豆瓣的热门话题。为了迎合这部电影的受欢迎程度，这是网民们对独立电影人身份的讨论。
“独立电影人很可怜！”微博用户@苏北人说。
在这个事件中，导演和观众之间权利关系的逆转只是冰山一角。在这背后，更令人心酸的是独立纪录片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观众，多年的苦心经营无法依赖版权恢复费，以及个人表达与不可抗力之间的矛盾。
现在，独立电影人真的不可能站起来表达自己吗？独立电影人真的像网民认为的那样“悲惨”吗？蒋能杰撬开了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存在的一个角落。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人站在聚光灯和大屏幕之外，用低沉但充满活力的声音讲述他们的故事。只是外行看不清楚，圈内人也说不清楚。
年轻导演“上去”，
纪录片导演“打倒”
中国独立电影的概念可能始于20世纪90年代。导演张远回忆说，当他第一次听到“独立”这个词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恐惧”。王小帅出国证书上的“独立电影人”这个名字着实让他的父亲大吃一惊。在计划经济时代，“独立”这个词既新鲜又危险，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思潮。
事实上，他们也不打算在王小帅身上“独立”。他们只是筹集资金制作自己的电影，然后把它送到电影局，但电影局不接受。结果，他们以一种糊涂的方式变成了独立电影(地下电影)。
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的独立电影相当繁荣。那时，有电影抱负的人热衷于沉浸在独立创作的氛围中，并带着相机去寻找他们心中的故事。然而，他们在强调个人表达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苦难。“七君子封锁”事件是当时独立电影人的典型写照。
2003年后，私人资本渗透到电影中。一些独立电影制作人选择接受市场化，并开始创作商业电影。然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独立电影思维被后世继承。
在现代，每当提到独立电影人，一个落魄艺术家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贫穷、渺小、地下、徘徊在主流电影的边缘”，这构成了公众对独立电影人的想象。事实上，独立电影人不仅仅是一个只有一张脸的团体。其中，有在相关行业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的“砍杀者”，有在业余时间拍摄电影的“砍杀者”，有计划以独立电影人的身份首次亮相并通过此获得进入商业电影系统的关注的新导演，还有从一开始就放弃“龙”标志、放弃在中国放映的机会、自始至终坚持独立创作的独立电影人。
他们有相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喜欢电影，渴望表达，但他们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向“向上”并积极拥抱商业，而另一些人继续“向下”并挖掘更令人震惊的现实。
多年来在FIRST备受关注的新人导演，如周子扬、辛玉坤、王一淳、柴小玉等，都属于“向上”类。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同时也不排斥商业化。制作的电影并不无聊。他们的名字将来可能会出现在主流电影市场的荣誉榜上。
然而，纯粹的独立电影制作人是那些“低头”的人。在有了一定的社会认知之后，他们最终通过不断的自我对话选择了电影表现的本体。他们的电影注定只有少数观众，这很可能伴随着禁令和流放。
独立纪录片工作者:
价值观的独立性高于一切。
我们对国内纪录片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主流媒体，尤其是过去两年由互联网平台支持的纪录片。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地区、文化和美食，让许多人有机会了解世界，开阔视野。然而，在中国很少有独立纪录片能够进入主流视野。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不同寻常的话题，低成本拍摄，放弃公开放映，海外电影节，然后删除豆瓣和Time.com的条目。
“由于特殊的体制，中国的纪录片实际上相当成功。幻想世界每天都孕育着许多幻想故事，这种幻想在其他系统下永远不会发生。”一位内部人士指出。独立纪录片就像文学中的非小说写作。角度、主题选择和观点是纪录片的重点。少数群体、边缘人物和社会问题都是独立纪录片的拍摄领域。在一些独立纪录片作者看来，价值观上的独立比资金上的独立更重要。客观、中立地对待事实，真实地触及现实，清晰地抛出观点，这就是所谓的“独立性”。
拍摄独立纪录片并不容易，许多独立电影人在拍摄时经常会遇到困难。蒋能杰项目的众筹活动因“不可抗力”而中断。王兵所在的铁西区被紧急调查处理成光盘。遇到这样的事件是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的常见现象。“事实上，没有办法，只要它被真正记录下来，它肯定会碰到那个房间里的大象。”
自从拍摄的想法开始，许多独立的记录片作者放弃了在大陆保留龙痕的机会。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他们肯定会在审查中遇到阻力。一旦达成妥协，纪录片的独立性将会丧失。因此，一些作者将放弃龙的标志作为独立的地方。
据业内人士称，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实际上是自费制作电影。圈内一些更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可能会在外国电影节上提前申请风险资本，但他们对自己的创作没有太多的财务担忧。一些普通的中层创造者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由于纪录片这一副业的特殊性，他们选择不在系统中工作。此外，一些人在拍摄的时候做一些兼职工作，他们赚的钱被投资在他们自己的纪录片上。导演玛丽在创作纪录片《囚犯》时曾谈到过这种情况。她负责这部电影的所有剪辑和制作。她进了精神病病房一年，花了两年时间编辑。在此期间，她基本上继续她的纪录片工作，同时谋生。
这部电影制作后，许多导演都负债累累，但没有收回成本的渠道。例如，一些海外电影节的资金和奖金，如圣丹斯电影节和洛迦诺电影节，都有纪录片奖，其中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是常客。此外，如果电影发行公司愿意购买或有海外公开放映的机会，它将收到相应的版权费和放映费。事实上，像姜能杰一样，许多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并不关心版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观看他们的作品，尽管我们不能在评分网站上搜索电影。
对于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工作者来说，独立纪录片的形象意义远远大于其收入。“因此，这可能是一位独立董事的胜利，他再次将社会问题分割开来，再次将这一事件与普遍和反叛的价值观结合起来，来讨论、批评、重建和重新发现我们脚下的土地。对我们来说，一件事的乐趣不在于赚钱。”
与追求形象和情节胜利的商业电影相比，独立电影并不是公众所期望的观看体验。即使它们在电影院免费上映，观众也不会突然增加。然而，独立纪录片对当下现实的思考和批判永远是它的价值所在。
就在蒋能杰发表了一系列链接作品后，百度在线发布了一条微博，正式邀请蒋能杰加入杜小麦平台，提供版权保护和曝光支持，并声称“欢迎更多独立的电影制作人和创作者开始网络游戏”虽然“网络光盘宣传”的未来还不明朗，但对于像蒋能杰这样的创作者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宣传机会了。
在某种程度上，蒋能杰为自己和他的作品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只要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部作品，他和他的作品都不会突然消失。
年轻导演:在工业化中保持独立性
三月初，年轻的导演祥子通过电影的“导管”从媒体发布了一份声明。原因是她发现她的处女作《告别南屏和晚钟》已经被剥夺了互联网上的盗版资源。这部电影最初是1小时47分钟，而盗版减少了大约3分钟。祥子在声明中说:“我不介意你看盗版，但我介意你看删减版，因为我坚持的很容易被破坏。”对于独立导演祥子来说，她并不介意自己的作品是否以盗版形式流传。她更关心作品的完整性。
在她与导游的谈话中，她谈到了她居住的欧洲地区的电影观看情况:“周围的朋友很少需要看盗版电影。因为即使你没有时间去看电影，你也可以在许多在线平台上看电影。”据了解，“再见南平晚钟”没有龙的标志，也没有国际生产认证。这是一部真正的无国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祥子在电影中讨论的无差别的爱。这部关于同性恋的电影入围了2019年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但遗憾的是，它只能在大陆以这种方式满足观众。
毕竟，有一些像祥子这样的年轻导演放弃了龙的标志。中国大多数年轻导演仍然对市场开放。他们在电影节风险投资会议上通过剧本、短片或粗略的剪辑取得了成功，吸引了资本的关注。他们的创作是独立的，但他们不是真正的独立董事。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会经历祥子的经历，也不会特别关注当前的敏感问题。基本上，他们所有的创作都是为了作品能够正常到达观众手中。尤其是有了像FIRST这样的平台，很多电影项目都有资金把他们的作品从剧本阶段护送出来，一部电影从诞生到落地都有充分的保障。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年轻的导演们没有烦恼吗？事实并非如此。
年轻导演胡波的悲剧只是一个新导演突然卷入电影产业体系，无法适应的例子。此外，有许多导演在资金和体制的调整中丧失了创作精神，很难创作出好的作品。其他人很难在他们自己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
几天前，年轻导演邱生的一篇文章“我在亚马逊上买了自己的电影蓝光光盘”，引起了业界的震惊。原电影《郊区的鸟》因种种原因未能在中国上映，该电影在合同内进入蓝光光盘发行流程。这部电影很有可能会以盗版的形式在大陆流传，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龙的标志。导演邱生的无奈也反映了大陆影视圈的种种现象:由于审查制度的收紧和影院的同质化，一部正常情况下应该在影院上映的电影最终可能会因为盗版而一无所获。
事实上，无论你选择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电影行业，都会有一种隔阂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悲惨”不能在同一个维度上说。
“公平地说，事实上，我不认为能够拍电影是影视产业的底线。贫穷总比没有机会脱颖而出要好，有许多人比我们更穷。”